貌似比竇娥還冤！既然人家王縣長是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，我們咋還好責怪呢？當然你可以說，這多半是王縣長的開脫之詞，但話里話外，未必不折射了某種官場生態(tài)：在一個人情關系無比重要的社會里，官員“謀人”比“謀事”還要重要：不怕你犯錯誤，就怕你站錯隊；哪怕得罪制度得罪人民，也不能得罪老領導。于是乎，“昨天還在擺地攤，今天就到學校任職”―――倒也很符合權力點石成金的無盡妙處。

    “人家有的是背景，我們有的是背影�！标P于走后門的“權力就業(yè)”，這些年說得多了。尤其在公務員公開招考“門檻”抬高之后，有的事業(yè)單位更成了安排領導子女的地方，“沒有市級領導簽字都進不去”。不但工資跟公務員沒差別，還可以以其他名義搞好福利待遇，也就難怪溫州市某個區(qū)，“為穩(wěn)定干部隊伍”發(fā)文安排干部子女進事業(yè)單位就業(yè)這等天下奇聞了。從大道理上講，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譴責王縣長們：當官不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賣紅薯，不想得罪人你做什么官！但于實際中，我們卻很難阻止他們，習慣性地從自身利益大化出發(fā)來“平衡”選擇―――既然得罪老領導有風險，得罪老百姓啥事也沒有，反倒還能撈些好處，何樂而不為？

    還記得去年河北武安市教育局局長馮云生離任后上演的“后瘋狂”嗎？他利用手中即將失去的權力，簽署大批調(diào)令，謀取巨大利益。這類“突擊提拔”的鬧劇，折射出一個共同的命題，那就是事業(yè)單位的人事制度改革一定要加快，要找對方向。在現(xiàn)有制度中，不少事業(yè)單位的聘用，仍然是自行確定名單后打報告給“有關領導”審批。這就為“關系戶”提供了可趁之機。據(jù)王縣長所說，他也“很無奈”―――很多事業(yè)單位只有一個崗位，卻有四五個人排隊在等，無論誰獲得這個崗位，都不可能平息別人的意見。這也正常，既然大家都知道程序只是做做樣子，決定權在你大領導手里，不圍著你“求情”圍誰去？

    往好的地方想：和平縣這次為什么會上演后的瘋狂？不正是那些有權的有錢的有關系有門路的，想打擦邊球，要趕在“事業(yè)單位公開招聘人員辦法”實施之前，抓緊擠進隊伍里來嗎？此辦法一經(jīng)實施，六萬個事業(yè)單位自行招聘的閘門將會關閉，他們也就缺少了發(fā)揮“背景”的機會。他們所怕的，或許正是可能管用的：只有采取貨真價實的公開招聘人事改革，王縣長們才不會為平息領導們的“招呼”而左右為難，才不必煩惱地去衡量到底應該“得罪”誰。